专业阅读，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行；专业写作，站在自己肩膀上攀升；专业交往，站在集体肩膀上飞翔！——《新教育实验》作为长期致力于社会研究，推动教育公平和教育改革的学者，杨东平的名字在教育界如雷贯耳。前不久，杨东平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2021年度教育人物”。获奖评语称他为脚踏实地、行万里路、有着广泛现实关怀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的确如此，多年来，为洞察教育现实，探寻理想教育，杨东平和团队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大江南北，并在重要的教育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对于“教育家”这一赞誉，杨东平谦逊地表示，真正的教育家必须立足于实践第一线，自己最多称得上是教育理论家。古稀之年，他仍坚定地走在“用观念影响观念”的路上，不断倡导好的教育价值和教育主张。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教育家》：这些年，您带着团队奔赴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调研、考察，始终走在教育第一线。能否分享一下您最近的调研情况，对教育有哪些新的观察和思考？杨东平：我本人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要关注两类学校，一类是农村学校，另一类是小规模的创新学校。最近我们扩大到了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去了一些职业学校调研。很长时间以来，整个社会，包括像我们做教育研究的人，对职业教育是缺乏关注的。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要想真正克服“唯升学论”，改变所谓应试教育、教育内卷的格局，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就是教育分流。对于教育分流，一般人很抵触这种说法。因为在我们的教育现实当中，长期把职业教育视为失败者的选择、一种救济性的出路，没人把它作为一种正常的选择。另外，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歧视非常深，涉及方方面面，我们的制度安排普遍“唯学历”甚至“唯高学历”。落户、入学、升职，还有各种各样的用工门槛，比如考公务员，必须是本科以上，实际上它的潜规则还会更多，要求“211”“985”等。这种“唯高学历”的社会取向造成整个社会陷入一种越来越深的内卷。这些是教育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教育改革和教育本身，不完全是教育自身能够改变的，还要依靠社会改革。《教育家》：您怎么看待2021年包括“双减”在内的教育领域的各种政策调整？这预示着中国教育在发生什么样的大转向或大变局？杨东平：“双减”的意义主要是一种破局，即打破了长期以来坚如磐石的应试教育和“五唯”评价。这给教育评价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要“改弦易辙”。但是“双减”现在改变的只是最表面、最皮毛的方面，即先把课外培训取消了，实际上是一个清理外围的工作。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是采取观望或者是不太放心的态度？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改革还没有进入核心区，或者说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层面。这个实质性的层面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大的方面，就是把营利性的教育、干扰和课外培训等外围基本清扫了之后，解决公办教育内部的问题。“双减”现在只是在提供课后服务这个问题上开了个头，很多做法还值得探究。真正实质性的减负，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课程课时数、教学的难度、教学的总量减下来。把教育系统工程比喻成一辆车的话，就是要把负载减下去。简单来讲，学生和老师在校时间过长，这也应该属于减负的一个议题。在校学习时间是衡量教育品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一些国家，如德国、以色列、新加坡等，中小学都是上午上课、下午放假，其课内的教学时间不到中国的一半，但是照样很好地完成了基础教育的目标，而且还是科技强国、经济强国。我们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就有11门课，其中5门是考试的，有些家长的意见我很赞同，比如考试只考语数外三门就行了，道法和科学都是靠死记硬背的知识层面的考试，考不考重要性没那么大，但减少两门考试，学校的压力就小很多。另外，小学生开11门课是不是太多？实际上我们的负载不仅仅是课程，还有课程以外的各种各样进校园的教育内容、活动。我们给孩子施加、灌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很清晰地认识到，要做素质教育必须做减法，必须把现有教育的负载负荷减掉1/3，甚至1/2。大家觉得好像挺可怕，怎么能这么讲？其实国外已有先例：新加坡1998年就减了30%的基础教育课程，到了2005年又减了20%，相当于减掉了50%。道理并不复杂，小学生没必要这么早学那么多东西。小学生最重要的就是身心健康、有梦想等，而不是从小被当作一个知识机器接受很多东西。这里面又涉及学习方法的问题。为什么国外的数学测验考试都可以使用计算器？这涉及非常根本的教育思想的改变。对于数学教育而言，国外主要是建立数学思维和用数学概念来解释或理解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解题多快多准确，因为这些计算器早就解决了。而我们的教学还停留在手工计算时代，把速算、心算视为一种重要的技能。北京和上海小学一年级都有这么一道家庭作业：一分钟做对20道甚至30道20以内的加减法，不会从头再来。这还是要回到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教育？把孩子训练成一个计算器，这是重要的吗？你算得再快、再准也不如计算器。知识记忆也是这样，记得再多也没有百度多。很容易得到的东西，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时间精力，在儿童最重要的生命阶段去学呢？因此，在外围初步清理和规范之后，减负必须要进入实质性的教育教学层面、课程层面等核心的区域。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考试的，尤其是中考和高考改革，正因为考试没有变化，所以家长不放心，焦虑也没有减少。《教育家》：您曾提到，“双减”既需要霹雳手段，也需要绣花功夫。“绣花功夫”指什么？杨东平：“绣花功夫”主要是指我们要做一些细致的工作，比如说课后服务究竟怎么提供。第一，要自愿，家里有能力、有学习条件的学生，没必要圈在学校里，要给他们自主权。第二，学校要在两个小时内满足学生各种课外学习的需求是勉为其难的。课后服务需要学校、家庭和社区三者合力，其中最重要的是社区，就是通过社会力量来提供一些活动空间、活动场所，用社区和社会治理来支持和培养一个学生。这是教育改革的一个理想，就是把教育变成全社会的事。社会上有很多机构、组织都具有这种热心和愿望。对于大量的社会组织，包括素质类的培训机构，我们不应该把他们排除在外，而应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把他们引入学校教育。只不过涉及一些收费和管理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实事求是，政府不要管得太多，比如到底一小时收20元还是30元，只要经过家长委员会或者家校合作委员会认可就可以了。《教育家》：2021年底，教育部提出要统筹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和教育振兴乡村工作。您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乡村教育振兴，路在何方？杨东平：通常来讲，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乡村教育，乡村振兴要通过乡村教育来促进。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浙江缙云县的长坑小学，这所学校最早把当地的非遗文化——婺剧引进校园。我们去调研时看到一组数据：缙云县一共有26个民间的婺剧团，每个团里都有长坑小学的毕业生，非常了不起。这也就是教育振兴和乡村振兴的一个关系——通过教育来传承乡土文化，促进乡村振兴。2021年全面脱贫攻坚，国家成立乡村振兴局，把“三农”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乡村振兴上，也把乡村教育振兴跟乡村振兴建立了联系，这种变化具有一种历史性。简单讲就是，30年来我们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普及教育，当时的说法是“穷国办大教育”，农村教育始终积贫积弱、艰难发展。到了2021年这个时间节点，可以说以普及为主的特别艰难的阶段已经走完，普及的目标已经完成，下面更主要的是提高质量，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我们去到一些农村学校，可以看到农村的校舍、道路和网络，包括教师，相比前些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农村教育的基本方面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通常的说法是“硬件过硬，软件过软”，当然也仍有一些地方硬件没有过关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过关。我们研究院的农村教育团队在硬件和软件之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生活件。就是说，很多农村学校，无论是小规模学校还是寄宿制学校，应当把生活件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因为这是提高农村学校、农村教育品质非常基本的一个方面，包括洗浴设备、校园路灯、干净的饮用水、卫生的厕所、宿舍的窗帘等，这些是一个人生活的基本内容，关系到学校能不能给学生提供一种健康的、文明的、有尊严的生活。另外，整体来看，农村学生还是处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当中，实际上农村学生更需要素质教育。这里的素质教育是指对学生的生命和终身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而且能够使学生长久受益的教育，是考试成绩和教材之外的。比如阳光健康的心态及自我管理、交流表达、团队合作能力等，这些是农村学生缺乏但对其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的能力。近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PISA测试之外，又推出了一个青少年“社会情感技能”评价，相当于考查非智力因素和素质发展情况，国际评价也开始变成两维评价了，这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导向作用，我们的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都应该更加重视这个问题。2021年9月，我和团队去了渝黔滇湘鄂五省部分县域村小调研，看到了几所非常好的农村学校。其中的湖南省沅陵县陈家滩九校，是一所库区深处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去那里需要坐船越过水库，地理位置很不方便，但是学校考试成绩在当地名列前茅，学生活动丰富多彩。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院子中心学校也是这样。这两所学校都是较大规模的学校，有七八百名学生，都没有什么资源，不是重点学校。作为典型的农村学校，能够做到素质教育和考试成绩双赢，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要考虑如何把它们转化成研究案例，供其他学校借鉴。总的来说，农村教育有几个新的命题：一是要重视生活件的建设；二是要探索适合农村学生需要的素质教育，赋予他们更有价值的终身受益的能力；三是在当前的形势下探索如何做到考试分数和素质发展双赢。《教育家》：近日，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这一文件释放了什么信号？将对普通高中的发展带来哪些助益？杨东平：关于这个文件，我看到一些网友、媒体的评价，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不得提前结束高三的课程。实际上就是批评了过去高三停课一年全部用于复习的做法。其实高三停课一年已经是很温和的做法了，很多学校用三个学期来复习，还有个别学校高二上学期就开始复习，这种做法当然非常极端、恶劣，但是光靠教育部发一个文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我是画一个问号的。关键是要有问责制度，就像在经济领域或其他领域，能不能做到发现了就纠正、就处分。包括之前教育部出台的《“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这个方案的要点是禁止学校跨区招生、提前招生，问题同样在于有没有问责的制度。《教育家》：前不久，就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北大附中”）校长王铮被免职一事，您发表了《尊重教育，爱护教育家》一文。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教育家？我们应该如何尊重教育、爱护教育家？杨东平：陶行知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篇文章《第一流的教育家》里批判了三种“教育家”，一种是政客型，一种是书生型，还有一种是经验型。他讲的这些情况今天仍然适用。陶行知还提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于探索、创新。这个标准很真实也很有效。今天，“教育家”这个概念需要重新定义，并不是指必须如孔子、老子这般德高望重的才称得上是教育家。一个校长，在教育第一线，有非常清晰正确的教育价值观，能够身体力行做出力所能及的改变，能够使学生受益，这就是教育家。为什么北大附中校长换人让人感到比较痛心？就是因为北大附中的改革。在我看来，王铮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他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用那么多年的时间做出了一番改革，突然因为行政性的原因就“前功尽弃”，非常可惜。全国范围内的名牌高中真正做出实质性教学改革的，我认为有两所学校，一所是北京十一学校，另一所是北大附中。经常有人说，北京十一学校开那么多选修课是因为他们有资源，我们学不了。我想说的是，全国跟北京十一学校有同样教育资源的名校有多少？有几所学校做了这种改革？很多学校还是考试至上、刷题竞争。这个问题没有更多可说的，就是惋惜，就是要珍惜教育改革的成果，要尊重教育。《教育家》：您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当下比以往更有可能实行理想的教育、好的教育。为什么？杨东平：我并不认为应试教育等问题有很简单的破解之道，无论是课程减负还是考试改革，都非常艰难，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不好做出期望。为什么我又有一种乐观的评价？其实是指社会发展的大势。我们已经进入互联网、人工智能、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获得教育资源，在网络上自我学习、自我成长，这个条件是完全具备的，比如编程、饮食、动漫行业等需要的能力，理论上都可以不通过学历竞争来获得。我们只要提供舞台，就可能让那些自学成才的人脱颖而出，就像电视节目《星光大道》一样。另外，我们现在非常关注创新学校，包括成都的先锋学校、深圳的Android学校等。我们相信，只要给一点阳光，体制外的教育、人才就会成长起来，新的教育形态就会出现。对于创新教育的潜力，我深信不疑，就是因为看到了那么多创新学校的案例。“双减”实施以来，尽管有很多创新学校因注册为培训机构而受到了冲击，但在此过程中，我仍然看到了这些学校的生命力。《教育家》：能否描述一下您心目中理想的教育、好的教育的样子？杨东平：我个人一直主张生活教育应该成为中国顶层的教育哲学。实际上杜威教育改革的概念也是生活教育，当时叫作“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后来陶行知接过了杜威的衣钵，在中国进行实践发展。生活教育反对培养“书呆子”“少爷”“小姐”。也就是说，反对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脱离，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脱离。1946年陶行知去世，中共中央、《新华日报》对陶行知和生活教育做了很高的评价。在建国初期一段时间内，生活教育曾被视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价值”。在我们的教育出现了较严重的问题以后，我们应回过头重新认识生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哲学的价值。我们现在用来和应试教育相对抗的是素质教育。实际上，素质教育源自20世纪90年代初基层为了反对考试至上提出的说法，不是一个严格的教育理论，也因此大家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各不相同，很多人把它看成唱歌跳舞的一种补充性教育。生活教育就不会发生这种误解，它是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来组织教学、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现在我们对于教育理想有几个不同方向的表达，从大众传播角度，我们通常叫善待儿童的教育、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能够保障儿童睡眠和健康的教育，这三条是底线。我在发言时常讲，我理解的素质教育就是两句话，每天多玩一小时，每天多睡一小时，都是从儿童保护的角度说的。生活教育则是从教育理论的角度，它是一种更完整、更全面的教育哲学。《教育家》：要使民间主张成为全民行动，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您为什么继续坚定地相信发声和行动的必要性？杨东平：经济学家哈耶克说过，只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观念的改变是最困难也是最根本的。事实上，每一件事、每一种现实行为的背后都有相应的观念在支配，所以在教育现实没有得到改变之前，我们所倡导的那些好的价值、好的观念就要反复讲，不是说发表一篇文章就够了。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2年2月刊第1期，原标题《杨东平：教育改革需要深刻的观念变革》。文 | 本刊记者 周丽。张卓玉：直面疑惑，“双减”三问——究竟是什么？负担压力到底有哪些？问题如何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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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